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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有一位老师曾在课堂上提及《春秋》三传，他幽默地跟我们说，以前的学长学姐竟然把《春秋》三传错叫成“公羊传”、“母羊传”和“小羊传”，他打趣地希望我们不要再闹出类似的笑话。这种“乌龙”式的笑话，实际上在清末科举改革期间屡见不鲜。1898年和1901年，清朝先后两次进行科举改革，当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子面对全新的考试题目时，难免闹出各种笑话。但和今天考试中闹出的笑话不同，这些笑话反映的是处在“新旧”时代交替关头，士子们内心的困惑与挣扎。
清代的科举考试体系由乡试、会试和殿试组成，乡试和会试又各自分为三场考试。乾隆二十一年以前，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场考试主要是四书三篇、五经四篇的考题。此后，科举考试制度有所调整，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场考试改为考四书三道题加一篇诗，第二场为五经五道题，第三场则为策论五道题。
清政府官方设想中，考生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，更需具备一定的治国理政能力，这也是为什么第三场考试专门考察策论。然而，在实际考试操作中，形成了“重首场”的风气——也就是说，只要乡试、会试的第一场考试考得好，后两场考试只要敷衍应付就能过关。早在咸丰元年，王茂荫在《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》中就指出：“近时考官专取头场首艺，二三篇但能通顺，二三场苟可敷衍，均得取中。”《清稗类钞》也记载：“乡、会试虽设三场，实则重视首场，首场又重视首篇，余者不过是形式而已。”
展开剩余83%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，五经也渐渐被读书人边缘化，更遑论那些内容繁杂的书卷了。尽管第三场有策论考试，许多士子却极为敷衍，有的甚至抄袭试题内容，仅将其中的语气词稍作修改便交卷了事。
因此，深受科举影响的士子们阅读范围极为狭窄，通常只钻研与考试直接相关的指导书籍，而对一般的经史典籍几乎不涉猎。夏曾佑曾这样形容清代士子对历史知识的匮乏：“汉魏隋唐之事，不知为何物，只晓得朱子学；礼乐兵刑之法，不晓为何用，只知道时文。”甚至流传笑话说“太史公是何科进士？《史记》又是何科朱卷？”
在西学逐渐传入的背景下，这种知识贫瘠的问题愈发凸显易盛通，且变得刻不容缓。西方的物理、化学等新兴学科蓬勃发展，而中国读书人仍然沉浸在毫无用处的八股文中，这种差距令当时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，纷纷上书建议改革科举，废除八股文，加入西学内容。
这一呼声在戊戌变法期间得到了响应。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令举国震惊，曾自诩“天朝上国”的清廷，被一个弱小岛国击溃，国家面子扫地。众多读书人痛定思痛，弃绝无用八股，转向“实学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9世纪以前，清朝所称“实学”多指考证学、训诂学及史学，然而19世纪尤其是甲午战争后，“实学”逐渐等同于“西学”。
民间要求科举改革的声音日益高涨，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，官方做出回应，下令废除八股文，改考时务策论，并开设经济特科。遗憾的是，这场变法很快被顽固派扼杀，顽固派重新掌权后撤销了大部分改革措施，仅保留京师大学堂，使得那次科举改革未能真正落地。
真正起效的科举改革发生在1901年，清廷推行“清末新政”，延续1898年改革内容，规定：“自明年起，乡试、会试首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五篇，次场考各国政治艺策五道，第三场考四书义二篇、五经义一篇。”这一新方案将第一场考试内容改为中国历史，第二场为西方政治知识，第三场才是四书五经，且特别强调：“四书五经考试一律不得使用八股文程式。”
虽然这一变革的诏令在当时获得赞许，却也令士子们倍感压力。诏书于1901年8月发布，次年乡试即将举行，短短不到一年准备时间，许多对西学一无所知的士子不得不硬着头皮应考，心中忐忑不安。
在1901年科举改革之前，除少数西学爱好者外，绝大多数士子对西学都极为陌生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科举新规，他们惊慌失措，闹出了不少令人捧腹的笑话。
举例来说易盛通，虽说科举考试一向严谨，为保障公平实行“搜检”、“锁院”、“誊录”等制度，但晚清这些规矩已被破坏。比如，过去禁止携带书籍进考场，但晚清时此规定名存实亡。吕海寰在同治三年初次乡试时，因以为规矩严明，不敢带纸片进场，考试后才发现这只是“具文”，后来他便轻松带书进入考场了。
改革后，首场考试涵盖繁杂的中国史与西学内容，士子们难以掌握，遂大量依赖当时市面上的各类史学、西学书籍，考试时夹带书籍成了公开秘密。即使如此，许多士子仍因对西学一知半解闹出笑话。
《选报》曾报道，一士子在携带的书中看到“拿破仑与英将威灵顿战于某地”的条目，竟误将拿破仑解读为“拿着破旧轮子的法国人”，由此错误判断法国极为落后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类似趣闻屡见不鲜。《新小说》辑录的科举笑话中，有一则与著名的路德相关。考题问：“西方文艺复兴与路德新教关系密切，能论其由来否？”恰巧当时中国有位名叫路德的学者，专研八股文，著作甚丰且广为流传，士子熟悉他如同今天考研党熟知肖战。结果，一名士子误把中国路德当作西方路德，信心满满地在试卷上写道：“百年前人心不古，文风败坏，有路闰生（路德）先生著《仁在堂》九种，文艺方得复兴。”这便成了著名的“东西两路德傻傻分不清”的笑话。
另一士子在翻阅《新民丛报》中一篇《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》，见到“噶氏手写报纸一条”，便断章取义地说：“外国虽有机械，但无印字机，报纸均手写，实不及中国文明。”这同样成了笑料。
不仅士子闹笑话，连考官对西学知之甚少，导致出题奇怪，有些题目看似西学实则传统，有的甚至有明显错误，遭到批评。考官和考生面对西学的尴尬，正是“新”“旧”交替期知识缺口的表现，折射出中国近代迈向新时代的艰难。
既然1901年已改革科举，为何1905年却废除科举？原因之一在于改革效果不佳，考官仍坚持“中体西用”的理念，试题和录取标准仍受旧学影响。考场风气浑浊，有士子靠写空洞八股文得中，有的则靠夹带书籍拼凑文章，中举者质量参差不齐。
另一个原因是科举制度本身。科举重“选材”而非“育才”，前者指政府只负责选拔人才，后者则是直接承担全民教育。科举时代虽有官学，但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庞大人口需求，且官学不完全以教育为目的。因此，即使改革后，仍有人呼吁废除科举，推广学堂教育，由政府承担起全民教育责任，才能真正推动西学传播。
无论是1898年与1901年的科举改革，还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，实质上都是中国教育体制转型的表现。传统科举令读书人囿于考试书籍，无心深入经史，更谈不上实学，他们面对时代变迁中的现实问题，充满迷茫。这种迷茫在西学传入、社会急剧变化时被放大，逼迫官方做出回应。科举改制虽让不少士子闹出笑话，但从历史角度看，这些都是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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